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天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在众多新思潮中艰难地探索革命真理。通过觉悟社的锻炼和洗礼，其主要成员成长为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一起展开周恩来致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毅韬的信，走近那群矢志改变中国而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年轻人。

书信原文（节选）

你们知道我现在已到柏林了么？念吾也来了，不久——七天后——奈因也要来此过春假。我们预备开一个三人会议，讨论一些社的事情。本来你们的来信，我应当给他们看了，有了筹划，再答复你们，不过我现在要急于表现我现在一个人的直觉，要在这极匆迫——仅五十分钟——的时候，将我的感想写出，免得过时飞去。你们须知这种感想是不易得的，尤其是我这个“多畏多虑”的人所难能的，望你们也用十二分的速度极敏锐的眼光来看阅好了。

……

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其余的也不必谈了，我们大都可以心会，古人所谓“莫逆我心，相视而笑”，我们现在当对信一笑了。

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

你们现在是讲实际运动了，惭愧我们得很！我们在此，不但感财力、才力薄弱，并且也极感同志稀少。你们须知我们在此应当作的事也很多，如研究主义、调查欧洲劳动运动状况、翻译小册子、同他们通点声气；而现在我们在此，可说是一事无成，真惭愧得无以自容。

注：这是周恩来旅法期间于1922年3月致觉悟社友人谌小岑、李毅韬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社的事情”即为觉悟社，提到的念吾和奈因，分别指刘清扬、赵光宸，都为在欧洲求学的觉悟社成员。

1 小巷中走出觉悟青年

觉悟社旧址位于天津市河北区三戒里的里弄小巷中，是一座由七间青砖平房组成的小宅院。它并不起眼，稍不留神就有可能错过，可它又传递出那么大的能量，足以跨越百年。

成立觉悟社，源于一次赴京请愿斗争。1919年8月下旬，周恩来等赴京请愿，解救被捕的天津学生。学生获释后，9月2日，周恩来同赴京请愿的代表一同乘火车回天津。在车厢里，大家热烈地讨论起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把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等进步团体的骨干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更严密的、由男女同学共同组建的团体。

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东南角草场庵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里，觉悟社诞生了。出席会议的20名青年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成立会由周恩来主持。

经过全体成员讨论，大家取得共识：觉悟社发扬民主，提倡自我批评，本着“革新”、“革心”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以反帝反封建、灌输世界新思潮为己任，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

“觉悟”，顾名思义，由迷惑而明白，由模糊而认清，也指对道理的认识，或进入到一种清醒的、有知觉的新的状态。如何觉悟？在复杂的斗争中，周恩来和社员们迫切感到，首先要改造自己，用先进思想武装头脑。他们认识到自身在知识上、理论上、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上都迫切需要提高和充实。于是觉悟社一经成立，便邀请一些进步学者、教授来津演讲。

李大钊就是他们邀请的第一位演讲者。9月21日，即觉悟社成立后的第5天，李大钊应邀来到天津。他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等杂志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他还向社员们讲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令他们深受启发。

李大钊离津后，社员们遵照李大钊的建议，组织起来研究新思潮。他们建立了临时图书室，阅读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还请了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钱玄同讲“研究白话文学”等。

李大钊在这批青年中播撒的革命思想，为他们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进行了最初的启蒙与引导。社员们还把研究共同关心的问题、探求社会改造道路作为重要任务，围绕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工读主义等问题召开讨论会。他们将自己的思考写成文章发表在觉悟社的社刊《觉悟》上，其中《觉悟》《觉悟的宣言》《学生根本的觉悟》等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的思想。

《觉悟》是社刊《觉悟》的发刊词，虽仅用了约600字，但论述精辟，言简意赅。分别论述了什么是觉悟，为什么觉悟，怎样觉悟，觉悟的影响，从而阐明了觉悟的深刻含义。文章中指出：“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得出的结论就是：觉悟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进化过程，觉悟的人，必定不满现状，去另辟一条新道，去求无穷的进化。

《觉悟的宣言》则明确阐明了觉悟社的宗旨，其中指出，“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求得到根本解决”，“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2 建成预备牺牲奋斗的组织、引导社会的先锋和战斗的大本营

觉悟社成立后，天津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19年11月1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觉悟社特别会议。会议决定把觉悟社建成预备“牺牲”“奋斗”的组织、引导社会的先锋和战斗的“大本营”。

志同道合的觉悟社社员结成生死挚友，开始了“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峥嵘岁月。为了应付斗争的需要，他们还决定用抽签的办法，以号的谐音取名，作为通信和写文章的笔名。在觉悟社纪念馆复原陈列室内，展示了社员们抓取各自代号所用的铁盘和纸阄，基本陈列中，详列各成员号码和谐音代名。周恩来拿到的数字是5，谐音代号“伍”或“伍豪”；邓颖超抓到的是1，代名“逸豪”；马骏为“念久”（为29，即廿和九的谐音）；赵光宸为“奈因”（为9，即英文Nine的音译）。因为20人在50个号码（1到50）中任意抓取代号，故20人的代号是不连续的。这些社员代号，成为那段残酷斗争岁月的特殊历史印记。

1920年1月29日，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张若名等社员被捕。在全国舆论和各界声援下，7月，被捕社员才得以出狱。

然而，哪怕是在被捕入狱的近半年时间里，周恩来、郭隆真、马骏等都没有停止学习。在狱中他们组织了读书会和演讲会，讨论马克思主义，包括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等。被拘社员们入狱期间的斗争和学习情况，由周恩来编成《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

这次牢狱之灾，使觉悟社社员们朝马克思主义靠得更近了。周恩来后来在以化名伍豪致衫逸、衫峙的信中谈及自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识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他乐观地认为，只有经过坐牢的历练，才能实现思想的颤动与升华。

这次经历也使周恩来深刻认识到，只有把全国各地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出狱后，在8月举行的觉悟社年会上，周恩来就提出了要将五四运动后各地成立的进步团体改造联合、共同斗争的主张。

1920年8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觉悟社邀集了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等4个进步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举行了重要集会，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等问题。李大钊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战斗。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通过《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布“本联合结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

陶然亭会议使周恩来深受启发，李大钊提出标明主义的主张，使他更坚定了到巴黎公社的孕育地去“对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的决心。

1920年冬，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等人先后赴法国勤工俭学，马骏、邓颖超等人继续留在天津。虽然大家天各一方，但依然用各自的代号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上沟通联系。所有社员都牢牢记着觉悟社的社歌：“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战争，青年齐努力，二十几个同志们，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

3 从前“谈主义，我便心跳”，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登上“波尔多斯”号赴法，开始了他的旅欧生涯。在自己勤工俭学及友人的资助下，周恩来的留学生涯实际上成了他对西欧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实地考察。他的足迹遍及巴黎、伦敦、柏林等地，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思考良多，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主义问题。

他逐个剖析在西欧社会存在的几大思潮、主义，同觉悟社社员多次通信探讨。他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社会势力盘踞的社会里，“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而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对各种社会思潮、主义比较的过程中，他还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订阅或购买了各国共产党机关报，如法国的《人道报》、英国的《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等。

经过反复地学习和思索，早就确定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志向的周恩来，终于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并在巴黎参与旅欧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2年3月，周恩来致信国内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叙述自己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他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他表示：“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也就够了。”在信中分析、比较欧洲各种主义、思潮后，他强调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由此可见，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就是一个经历了反复考察、多方比较的结果。周恩来与昔日觉悟社的战友虽然人隔两地，但共同走向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如何能叫人不激动呢。用周恩来的话说，“高兴的程度到了十二分”。

1922年3月间，周恩来还给另外两位觉悟社成员李锡锦、郑季清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信中还附有一首白话诗，写道：“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这三句已表露出周恩来愿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披荆斩棘、出生入死的志趣。

青年时期的觉悟，往往影响着一个人的人生之路。当年参加觉悟社的20人中，8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与危难“不自量力”的斗争中，觉悟社骨干社员以凤凰涅槃般的勇气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郭隆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女革命家，用“火一样的热情，爱护着国家、民族”，曾先后6次被捕、5次入狱，酷刑尝遍，仍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37岁。马骏成为东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积极宣传救国真理，传播革命火种，牺牲时年仅33岁。社友黄爱这位“奋斗为众生”的工人运动领袖，牺牲时也仅25岁。他们用短暂的一生写下了爱国、救国、殉国的革命篇章。

在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墙壁上写着这样一段《觉悟的宣言》：“我们全是学生，绝不敢说已经‘觉悟’，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

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激扬的文字仍令人振奋不已。（田心）